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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死亡人数首次超越了出生人数，这一现象是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

据统计，该年度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而2019年到2021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是3.34‰、1.45‰、0.34‰。，标志着中国人口动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多年来，人口学家和社会观察家们一直预警着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

截至2023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22676万人，人口占比达到了总人口16.4%。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养老、医疗、保健等需求的大幅增长。

虽然2024年的具体老龄化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但根据已有趋势和预测模型，可以预见老年人口数量将继续增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有所上升。

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滑，加之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中国的人口规模和构成正经历深刻变革。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蓝图，也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面对这一新常态，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劳动力资源缩减的挑战。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攀升，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福利的依赖也将日益加重。这无疑将给社会福利体系和养老金制度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数据所揭示的人口动态，预示着中国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期。这一危机不仅关乎人口数量的平衡，更触及到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等多个层面，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寻求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人口结构危机的根源

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现象，其根源往往深植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政策导向之中。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结构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独特挑战。

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升，生育率普遍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一个被广泛观察到的现象。

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学理论均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需求减少，转而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和教育。

同时，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均寿命显著延长，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国家卫生部门的预测显示，到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当前的不到20%攀升至30%以上，这一趋势与全球老龄化的大潮相呼应。

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危机并非仅仅由这一全球共性因素所驱动，其独特性在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深远影响。这一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提出，并随后开始实施的，旨在应对当时中国快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造成的压力。

通过限制绝大多数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我们政府试图控制人口规模，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发展。该政策的执行手段包括限制避孕药具的获取、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在极端情况下采取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这些手段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深刻的家庭变革。

独生子女政策及其营造的恐惧文化，确实达到了降低生育率的预期效果。在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每名妇女生育2.74个孩子迅速下降至2016年的1.77个孩子。

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2.74，较70年代的4.01有显著下降。这一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城乡生育率存在明显差异，城市为1.33，农村为2.84。

这一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包括性别比例失衡、家庭结构变化、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它塑造了一种不愿生育的文化氛围，即使在政策调整后，这种文化惯性依然难以扭转。

尽管我们政府自2016年起逐步放宽生育限制，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乃至2021年的“三胎政策”，并配套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激励措施，但生育率的回升并不明显。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自然增长所需的2.1的替代率。

这一数据表明，尽管政策层面做出了努力，但长期形成的生育观念和文化障碍仍然难以克服，加之城市化进程加速、教育成本上升、职场竞争激烈等多重因素，使得年轻家庭对于生育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还加剧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由于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当这一代人步入老年时，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养老挑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而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尚需时日，这使得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隐忧。

人口结构失衡的灾难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场由长达四十年新生儿短缺与老年退休人员激增所引发的“风暴”。这场风暴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年龄结构，使其日益向老年人口倾斜。

据预测，到2050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显著减少约2.6亿，这一趋势将对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0至14岁的儿童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正在迅速上升。从2021年的45%到2055年，这一比率预计将超过76%，远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61%。

这种年龄结构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支持更多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也预示着我们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养老和医疗压力。

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减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逐渐降低，同时他们的生产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这意味着，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年轻员工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照顾年迈的家庭成员，这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此外，人口老龄化还意味着医疗保健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不断攀升。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这将给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政府需要加大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投入，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以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

更为紧迫的是养老基金的压力。

我们的养老基金主要依赖于年轻工人的缴款来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费用。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退休人数的增加，养老基金将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据预测，我们的国家养老基金可能在2035年耗尽。

这必然将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为了应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危机，我们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艰难的措施。

这可能包括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企业或个人的税收、减少其他领域的政府支出等。

但每一项措施都可能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

降低老年人生活水平将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提高企业或个人税收可能抑制消费和投资；减少政府支出则可能削弱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

劳动力的后继乏力也会成为制约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未来十年我们每年将面临约1180万人的劳动力短缺。虽然这一缺口部分是由于教育和技能短缺造成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生率的下降。

这意味着，我们过去依靠低成本生产和丰富劳动力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人不够用或无人可用的现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7年后我们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至平均3%左右，远低于过去的增长轨迹。

这种缓慢的增长轨迹将对我们的生活水平和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力量。

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加剧，我们经济增长的放缓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机器人：应对银发危机的关键？

振兴劳动力、维持经济增长成为我国当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

然而，移民政策的限制、出生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退休年龄调整的有限影响，都使得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阻滞。

在这样的背景下，机器人自动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于机器人自动化的态度往往充满了担忧，担心它们会抢走人类的工作，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但在我们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机器人自动化或许能够成为重塑我们国家经济前景的关键力量。

这些技术，从工业生产线上的自动化机器人到能够处理复杂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逐渐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使得企业能够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效的生产能力。

在制造业领域，机器人自动化的应用尤为广泛。随着中年生产工人的稀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自动化某些任务来应对这些挑战。

这些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优势。

此外，在劳动力稀缺的地区，机器人自动化的应用甚至可能增加人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动化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机器人自动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潜力。在2022年发布的五年计划中，我们政府明确提出了要成为我们国家工业自动化的全球领导者的目标。

这一计划的出台，不仅反映了我们政府对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的重视，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决心。

具体来说，机器人自动化在我们国家的应用将有望解决由抚养比上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机器人自动化可以确保年轻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而增强他们为养老基金缴款的能力。

同时，保持高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也将有助于我们国家更轻松地应对财政压力，平衡医疗保健支出和老年人社会服务需求与其他领域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只是机器人自动化的应用也有一些顾虑。

首要的问题便是劳动力贬值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制造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对熟练劳动力贬值的担忧。由于机器人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以前由熟练工人执行的任务现在可以由这些技术来完成，导致熟练工人被降级到更常规、工资更低的职位上。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工人的收入水平，还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和工作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果机器人自动化的效果过于显著，劳动力稀缺可能不足以保护我们国家生产工人免受自动化对劳动力成本较高国家（如美国或英国）可能构成的威胁。

这些威胁包括减薪、工人讨价还价权力的减少以及失业率的增加。事实上，对我们国家机器人采用率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表明，企业层面机器人采用率的增加会降低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概率，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一些我们国家企业甚至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利用自动化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并取代现有的劳动力。这种趋势虽然可能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也可能对大部分工人阶级的个人利益造成损害。

因此，在推动机器人自动化的过程中，我们政府需要充分考虑其分配后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增加可能产生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机器人自动化仍然被视为我们国家应对人口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

随着我们国家向服务和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并开始逐渐淡化其传统经济核心——制造业的地位，政府正在大力发展机器人自动化技术，以抵消目前正在经历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聊天机器人的兴起，正在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被机器人所替代，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就业市场的担忧。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种新现实可能并不是一个坏事。相反，它可能为我们国家提供了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独特机遇。

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成功经受住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风暴的国家，往往都得益于自动化的广泛应用。这些国家通过引入机器人自动化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们国家似乎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潜力，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本文作者 | 王丛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