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似乎来了。

这可能导致我们日常使用的个人电脑和服务器制造商利润大幅缩水。

有相关报告显示，两种关键的内存芯片（DRAM和NAND，相当于电脑的“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价格正在失控飙升。

其中一种内存的现货价在短短两个月内翻了两倍多，另一种也从年初至今上涨超过一半。

这轮涨价主要因为人工智能（AI）的爆发式增长。

AI需要大量特殊的高速内存，这挤占了普通内存的产能，加上之前行业投资不足，导致现在严重缺货。

对电脑厂商来说，内存是核心零件，成本能占到整机成本的10%到70%。据专家测算，如果厂商不做任何应对，内存价格每上涨10%，他们的毛利率就会受到明显挤压。简单说，就是卖同样价格的电脑，他们赚的就会少很多。

更糟糕的是，这次的情况比上一次内存涨价（2016-2018年）更严峻。

一方面，价格涨得更猛更快；另一方面，目前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对买新电脑的需求并不旺盛。这意味着电脑厂商很难通过涨价把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自己将被迫承受大部分压力，利润空间会被严重压缩。

因此，多家知名电脑品牌如戴尔、惠普、华硕等都被下调了评级，被认为日子会比较难过。相反，生产这些内存芯片的公司，如美光、三星等，则被推为这波涨价潮的最大赢家。

1. 市场变得相对畸形了

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是“超级周期”而非“周期性涨价”？

其中的节点，就在于行业整体上的结构剧变，即由技术、资本与需求畸形断层共同制造的“风暴”。

它的破坏力与持续性，将远超过去十年间的任何一次波动。

要理解这场风暴的独特性，必须先了解变革的核心——高带宽存储器，即HAMD。

它不是凭空诞生的全新存储芯片，而是在传统DRAM基础上，通过一场精密的“微观建筑革命”演化而来。

如果传统的DRAM芯片是平房，那么，HBM则是在同样的地基上，运用3D堆叠和硅通孔这类工程技术，搭建起来的摩天大楼。它将多颗DRAM芯片垂直堆叠起来，并通过一条名为“中介层”的超高速电梯，直接与GPU的大脑——例如英伟达的H100——相连。

这种架构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带宽的飞跃，使得数据洪流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计算单元与记忆单元之间奔腾，这正是AI加速器处理海量参数所必需的“生命血液”。

但这技术背后，隐藏着一个产能虹吸效应。

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HBM本身的需求有多大，而在于其极其“奢侈”的制造过程。建造一栋“摩天大楼”所耗费的原材料和工艺复杂度，远非建造一间“平房”可比。生产一片HBM芯片所消耗的底层DRAM晶圆产能，是生产一片传统DRAM芯片的数倍之多。

当全球的存储巨头，如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看到AI赛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蓝海时，扑上去抢肉吃，就再正常不过了。

将最先进的制程、最稀缺的产线和最优秀的工程师资源，毫不犹豫地倾斜向HBM这片利润更为丰厚的新大陆。

其结果就是，全球用于生产标准DRAM的有效产能骤然紧缩。当供给的闸门被猛然关小，而传统领域的需求依然存在时，标准DRAM价格的失控性飙升，便成为了一种必然。

这是一种由尖端技术转型所引发的、深层次的供给侧地震。

与此同时，在存储世界的另一极——NAND闪存领域，即构成我们手机和固态硬盘的核心技术，其市场也因资本周期性退潮而开始“干旱”。

存储芯片行业是地球上最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之一，其投资节奏深受长达十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影响，即固定资产更新的大循环。

回顾上一轮2016-2018年的行业高光时刻，巨头们赚取的丰厚利润，在随后的几年里，被行业的过度扩张和惨烈价格战消耗殆尽。

尤其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间，NAND领域长期处于“价格倒挂”的悲惨境地，意味着每卖出一片芯片，都在承受实实在在的亏损。

持续的失血，最终导致了行业的集体“资本罢工”——三星、海力士、美光等玩家不约而同地大幅削减了未来的工厂建设和设备投资。

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但资本的反应也是迟缓的。

AI需求突然涌来，这些巨头们愕然发现，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备用产能”来应对。新建一座现代化的晶圆厂，从决策、动工到设备安装、产能爬坡，需要至少两年时间。

远水难救近火，典型的重资产周期行业在经历底部惨烈出清后，必然会面临的“供给刚性”陷阱。

昔日的谨慎收缩，就变成了今日制约供给的枷锁。

更棘手的是，驱动这场风暴的需求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撕裂的现象。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指出“非AI硬件需求疲软”，而这恰恰是构成本次危机最大的悖论。

一方面，AI服务器对存储的吞噬量是传统服务器的数倍，这股汹涌的需求洪流，主要源自于微软、谷歌、Meta等少数几家站在AI浪潮之巅的云巨头。

它们为了抢占未来的战略制高点，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对存储芯片的成本显得不那么敏感。

然而，另一方面，构成全球经济毛细血管的广大企业级市场和消费市场，其需求并未出现同步的、健康的复苏。

这就造成了一个“一头热，一头冷”的畸形市场。

云巨头们不计成本的抢购，抬高了所有硬件厂商都必须面对的原材料成本。

而庞大的个人电脑、普通服务器制造商们，却要面对一个依然疲软、对价格高度敏感的终端市场。

它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绝望的夹缝之中：前端是疯狂上涨的元件成本，后端是拒绝买单的消费者。

试图提价，却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品牌溢价和定价权如此有限。

成本传导机制的失灵，导致它们的利润空间正遭受着来自上下游的双重碾压，其处境比需求全面旺盛的上一轮周期，要凶险和艰难得多。

2. 谁是最终的赢家？

在这场存储成本引发的大潮下，最先显露疲态、最为脆弱的，我认为大概是那些被困在“系统集成商”角色中的传统巨头，如戴尔、惠普……

这些曾经定义了个人计算时代的品牌，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挤压。

它们的商业模式本质是“组装”与“分销”，利润率本就极其微薄。

它们从全球采购CPU、内存、硬盘、显示屏，然后将其组合起来，贴上自己的品牌进行销售。在以前，这套模式凭借规模效应和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尚能稳健运行。但当存储芯片这类核心组件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失控性飙升，其成本结构便被瞬间击穿。

它们如同身处两面坚硬的墙壁之间，一面是疯狂上涨的原材料成本，另一面是终端市场——个人电脑与普通服务器——的激烈价格战。

在这个市场里，它们不仅要彼此厮杀，还要面对像联想这样在特定市场拥有更强控制力的对手，以及像苹果那样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竞争的生态霸主。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定价权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试图将全部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无异于在红海市场中自杀。因此，利润率的急剧下滑，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而像华硕与宏碁这类以消费电子市场为核心的企业，其处境或许更为艰险。

首先，它们深陷于全球消费级市场的红海之中，这里的消费者对价格波动敏感到了极致。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涨五十美元，就足以让许多潜在买家转而选择其他品牌，或者干脆推迟更换周期。

这个市场是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品牌忠诚度远低于性能价格比。

它们缺乏苹果那种通过封闭生态系统、独一无二的操作系统和强大的品牌信仰所构筑的“护城河”。

苹果可以因为研发、设计乃至环保投入而提高售价，并被市场部分接受，但华硕、宏碁们很难因为“元器件成本上涨”而成功提价，因为在其目标客户群看来，这仅仅是同质化竞争中的一个不利因素。

它们没有足够的缓冲地带来消化这场输入性通胀，其相对较低的运营利润率，使得它们在这场风暴中的缓冲垫异常单薄。

不过，市场的辩证法则在于，危机从来不会均匀地降临在所有玩家身上。

当一部分企业在这场风暴中艰难航行时，另一部分企业却凭借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结构性优势，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它们甚至可能成为潜在的赢家。这其中，苹果公司是一个教科书般的范例。

从需求侧而言，苹果不仅是一个大型采购方；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全球供应链的顶级掌控者。通过动辄数十亿美元的长期合同、慷慨的预付款以及对产品设计深入到芯片级别的理解，苹果能够提前数年锁定关键元器件的产能与成本。

它所拥有的不是简单的议价能力，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定价前瞻能力。这种能力允许它将不可预测的成本波动，平滑到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进行管理。

而且，苹果通过数十年构建的强大品牌力和封闭生态，明显掌握着最终的定价权。当苹果决定为新一代iPhone或MacBook提价时，其庞大的用户群体虽然会有所抱怨，但出于对生态的依赖和品牌的认同，其接受度远高于Windows阵营用户接受一台戴尔或惠普电脑的涨价。

这种将硬件成本转化为品牌价值的能力，是其他厂商难以企及的战略纵深。

另一类，则是像Pure Storage这样的专业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

其优势的关键，是它卖的东西。

这一类的厂商，兜售的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其独家软件、管理系统和专业服务的“数据就绪平台”。其价值核心，不在于存储介质本身，而在于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极大地提升数据存取的效率、可靠性和管理便捷性。

在这种价值构成中，纯粹的NAND硬件成本在其总价值中的占比被显著摊薄。当NAND价格上升时，Pure Storage可以凭借其提供的独特软件价值和服务，更顺利地将部分成本传导给下游客户。

它的客户为之付费的，是那个能够确保其关键业务数据万无一失、响应迅捷的整体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盒子里有几颗芯片。

所以，这种商业模式也能够带来极高的客户粘性和更强的定价能力，使其在面对上游原材料波动时，拥有了传统硬件组装厂所不具备的缓冲与转圜空间。

这一次的存储芯片超级周期，愈演愈烈的趋势已经形成了。

在全球化的、由核心技术驱动的产业链中，仅仅扮演组装和分销的中间人角色，其风险正变得越来越大。企业的脆弱性，与其商业模式的僵化程度成正比，那些能够通过垂直整合掌控供应链、通过核心技术构建品牌溢价、通过软件与服务提升产品价值维度的公司，有更大的几率能建立起足够坚固的防线。

这不仅仅是关于如何度过一个价格波动周期，这更是关于在AI时代重塑的科技格局中，企业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以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战略抉择。

赢家与输家的名单，将由此刻的决定所改写。

3. 产业将如何演变？

在可见的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将目睹一场广泛而痛苦的行业“失血”过程。全球大量的硬件OEM厂商，从知名的国际品牌到庞大的下游制造商，其财务报表中的毛利率项将承受巨大的下行压力。这份压力将直接转化为一系列残酷的生存抉择。

为了维持现金流和基本的盈利能力，一场大规模的“瘦身”运动将不可避免。企业将大幅削减被视为“非必要”的开支——市场营销预算将被压缩，面向非AI领域的长期研发与投资将被推迟或搁置，甚至，结构性裁员将成为许多公司断臂求生的最后手段。

这股由利润挤压引发的寒流，将不仅仅局限于几家被下调评级的公司，它会沿着供应链向下传导，波及到更广泛的元件供应商、代工厂和渠道商，为整个科技硬件行业带来一个紧缩与蛰伏的周期。

而且，比短期阵痛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产业链权力格局的永久性转移，此轮超级周期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宣告了存储芯片，特别是先进DRAM和HBM，不再是普通的、可被随意替换的通用商品，它们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革命的“数字原油”。

也就是说，存储原厂——主要是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的战略地位和议价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强化。它们不再仅仅是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组件供应商，而是已然跃升为整个AI生态系统的关键基石和战略规则的制定者。

这种权力的转移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

为了应对这种新局面，寻求生存的OEM厂商将被迫改变与巨头们的博弈方式。我们将很可能看到，未来会出现更多OEM厂商与存储巨头之间的合资建厂、深度战略合作乃至交叉持股。

其核心目的，不再是简单的价格谈判，而是通过资本和股权的纽带，锁定长期、稳定的产能供应，将供应链安全提升到公司最高战略层面。

这一趋势，将重塑全球科技制造业的权力结构，从过去相对松散、以价格为导向的买卖关系，转向更为紧密、也更不平等的战略绑定关系。

那么，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寻求技术突破与商业模式转型，将成为企业突围的唯一路径。

甚至，倒逼技术创新的趋势，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演进。

在架构层面，像CXL（计算快速链接）这样的新兴技术机遇很大，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服务器内部存储的架构，通过构建共享内存池来降低对单一、昂贵的DRAM的绝对依赖，为缓解未来的供应瓶颈提供一种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在存储介质本身，NAND闪存的堆叠层数竞赛有可能会进入白热化阶段。QLC、PLC等更高层数的技术走出实验室，是必然要求了，并且肯定要迫使开始加速大规模地普及。

尽管这些技术在绝对性能上可能有所妥协，但它们的核心使命是在性能与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全新的、更经济的平衡点，通过在同一片硅晶圆上挤压出更多的存储比特，来从物理层面对冲单位成本的上涨，这是一种在材料极限内进行的残酷效率革命。

另一方面，所有硬件OEM厂商都难以逃脱这个诅咒下必须要加入的变化。

仅仅依靠“一次性卖出硬件盒子”的模式，在核心元件价格巨震面前太过不堪一击了。

因此，向“模块化”与“服务化”的集体转型浪潮，将会启动。

“模块化”意味着将硬件产品设计成可灵活配置、按需升级的乐高式积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预算，选择不同级别、不同价格的存储或计算模块。

这不仅能更好地应对供应链波动，也契合了企业客户对IT基础设施灵活性的要求。

而“服务化”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它的核心是摒弃“产品销售”思维，拥抱“服务交付”模式。硬件厂商将不再仅仅向你出售一台服务器或一套存储阵列，而是通过订阅制，向你提供“计算能力”与“数据空间”的服务。你可以像支付水电费一样，按月为实际使用的性能和容量付费。

这种模式将一次性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销售收入，转变为一笔笔可预测的、持续的现金流。它极大地平滑了原材料价格周期对公司业绩的冲击，将商业竞争的焦点，从对上游元器件的采购成本控制，转移到对下游客户服务的价值创造上。

对于每一位投资者、每一位行业从业者而言，理解这场风暴背后这些结构性、不可逆的力量，远比精确预测下一个季度的合约价涨跌更为重要。

眼前的一切，不只是关于成本的博弈，更是关于未来至少十年科技产业主导权与财富分配规则的宏大预演。

涨跌不会持久，风暴终将平息，而被它重塑的产业大陆，也永远不再相同。

作者｜鲁智芯

编辑/排版 | Felix

题图/封面｜腾讯新闻图库

出品｜32度域半导体产业组（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