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度域
一场针对中资企业安世半导体的“夺权”行动，像滚雪球一样，牵扯进来的各方越来越多。
虽然中国、荷兰和欧盟都在努力沟通想解决问题，但事情过去了一个月，依旧陷在僵局里，短期内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希望。
正如中国商务部所警告的，这场争端已经不再是企业间的纠纷，它“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风险，正在变成现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之上，认为商品和资本的跨境流动是互利共赢的。然而，在高度复杂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一种新的权力形态——“链权”——已经崛起。
什么叫“链权”呢？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国家或实体在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如尖端设备、设计软件、核心IP、关键材料）上所拥有的，能够影响甚至中断整个产业链运行的能力和权力。
它不再是控制一个最终产品，而是控制产品赖以生存的“生态位”。
安世半导体的“链权”价值虽然不是绝对顶尖，但仍然可以引发行业内的连锁反应。
须知，安世主营的并非最尖端的7nm、5nm芯片，而是被称为“功率器件”的MOSFET、二极管等。这些芯片如同工业社会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虽然单价不高，但无处不在、不可替代。
它们决定了电流的通断、电压的转换，是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基础。
这正是其“链权”的体现——控制了它，就潜在影响了全球汽车产业的命脉。
本次事件中，荷兰与美国援引的“国家安全”理由，正是“链权”思维在政治层面的体现。
其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地缘政治对手，控制了我国核心产业（如汽车工业）赖以生存的关键部件供应链，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风险。
但很明显，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在追求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过程中，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商业实体，反而直接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稳定”，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不安全。
现在，是每一方都在使用自己最强的“制度性武器”。
美国对华半导体战略从针对华为等单一公司的“定点清除”，升级为构建“技术护栏”、实施“小院高墙”式的生态隔离。所以，他们要将闻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并要求其剥离安世CEO，目的不仅是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更是要将中国资本从其主导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中“排挤”出去，哪怕这个生态位是中低端芯片。
美国此举意在“杀鸡儆猴”。
通过打击一个成功整合了西方资产的中国企业，向所有潜在的中国并购者及其合作方发出信号，以此实现威逼任何深度融入中国资本的尝试。
荷兰与欧盟则陷入了典型的“战略自主”的窠臼。一方面，它们深知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代价，希望维护开放的市场和法治原则；另一方面，在安全问题上又严重依赖北约与美国，难以抗拒其政治压力。
荷兰政府的行为，并非纯粹的“配合美国”，其实际，也不过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一种 “风险转嫁”。
它将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企业运营风险，通过行政和司法手段，转嫁给了闻泰科技这家中国股东。
企业法庭的介入，提供了一种“合法”剥夺中方控制权的途径，使荷兰政府得以在表面上维持程序正义，同时达到实质上的政治目的。
以至于，安世内部现在直接沦为战场，安世半导体荷兰、德国籍高管开始“逼宫”……
种种行径，无一不是地缘政治冲突在企业微观治理层面的直接投射。
其公司治理逐渐开始失效。
这些高管的行为，可以部分理解为一种“避险策略”。
在美国的出口管制威胁下，他们个人及团队的职业前途与公司的技术来源（依赖美国）深度绑定。与中国股东切割，在他们看来是保住公司业务、团队乃至个人职业生涯的“理性选择”。
但我也不排除其中一些“险恶”的用心。
就在几方的谈判僵持不下、陷入拉锯之际，一场实实在在的供应链危机已经兵临城下，直指欧洲工业的核心——汽车制造。
安世半导体生产的芯片，虽然听起来不如手机芯片那样高端，但却如同工业社会的“维生素”，广泛应用于从汽车、家电到电力设备等各个领域。
尤其是全球各大主流汽车品牌，都大量使用它的产品。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是，虽然在此次安世的内部“逼宫”中，公司的德国籍高管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断供”这把火，却可能最先烧到自家后院的德国车企身上。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总裁穆希雅已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如果安世芯片供应中断问题无法尽快解决，整个德国汽车产业将遭受严重冲击，整车厂可能面临大规模停产。
紧接着，德国经济部也紧急出面，承认此事影响重大，并表示政府正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此前，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就已预警，安世的交付一旦中断，将首先冲击博世、大陆等零部件巨头，最终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导致遍布欧洲的汽车装配线一个接一个地停工。
与消费电子芯片不同，车规级芯片对可靠性、一致性和寿命有极其严苛的要求。一枚新的芯片要进入车企的供应链，需要经过长达1-2年的测试和认证。
这意味着，安世的芯片是“即插即用”的库存，而寻找替代品则需要漫长的周期和巨大的重置成本。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欧洲的供应链危机传导出现问题，即安世断供 → 一级供应商（如博世、大陆）无法生产ECU等核心模块 → 模块缺货 → 整车厂停产这个链条一旦断裂，重启的代价是数十亿欧元计的产值损失。
最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各方在高层政治层面达成妥协。
一个潜在的方案是：中方同意更换CEO等核心管理层，换取美方的“豁免”和荷兰方面解除控制权冻结。安世的股权结构可能保持不变，但运营权将被置于一个由“可信赖”方（如欧洲资本或独立机构）监督的框架下。
但这明显是要牺牲中国利益的，我们压根不会、也不能选择这样一个方案。
无论结果如何，此事件都将成为一个标志性案例，加速半导体产业链沿着地缘政治断层线分裂：
美国板块：以高端设计、设备、IP为核心，构建排他性生态。
中国板块：被迫加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尤其是在成熟制程和特色工艺上深耕。
欧洲板块：在夹缝中艰难寻求“战略自主”，可能会加大对本土芯片制造（如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的支持，试图构建相对独立但规模有限的区域供应链。
未来，任何跨国并购，尤其是涉及关键技术的并购，都必须将地缘政治风险作为核心评估要素，并设计复杂的股权结构、治理安排和法律隔离方案进行对冲。
下游大客户（如车企）也将不再满足于单一来源或地缘风险集中的供应商，会主动扶持第二、第三供应商，甚至投资或联合研发，以增强议价能力和供应链控制力。
安世半导体的危机，是旧全球化下，所演绎的葬礼的一幕。
现在，基于纯粹成本和效率逻辑构建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在被基于权力和安全逻辑的“链权”竞争所重塑。企业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动物，而已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解决之道，无法单纯依靠WTO式的多边规则，而需要在新现实下，探索建立包含危机沟通、风险缓冲和有限度互信的新一代全球产业治理机制。
否则，类似的“夺权”大戏，只会在他处再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