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博弈战火延烧至欧洲，荷兰政府近日突然出手，以罕见方式接管了中国企业控股的知名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Nexperia），引发一场波及中欧的跨国商业与政治风暴。

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是荷兰经济部于9月30日援引一项冷战时期的法令，以经济安全为由，下令冻结安世半导体的资产、知识产权、业务及人员调整，期限长达一年。

随后，阿姆斯特丹法院在10月7日的紧急听证后作出初步裁决，暂停了安世半导体母公司——闻泰科技创始人张学政的所有董事及首席执行官职务。

其中，闻泰科技所持有的安世股份投票权，几乎全部被移交由法院任命的独立管理人接管，意味着中方失去了对这家关键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这一突发变故立刻在市场引发剧烈震荡。闻泰科技在A股市场经历连续两日跌停，市值瞬间蒸发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尽管此后股价小幅回升，但巨大损失已经造成。

面对荷兰方面的行动，我国迅速采取反制措施。

安世半导体于10月14日证实，中国政府已禁止该公司从中国出口产品。目前，安世正紧急与中方当局沟通，以期获得豁免。

1. 从比较优势到安全溢价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比较优势”塑造的全球经济秩序中。

就像在一个理想的分工合作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沙特提供石油，中国制造电子产品，荷兰研发光刻机。

通过这种各展所长的全球化分工，所有参与国都能获得更优质、更便宜的商品，实现整体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这也正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从最初的手机组装代工，逐步向产业链上游攀升，最终收购像安世这样的芯片设计与制造企业。

但这些都正在被“人为地”破坏着。

我们正在亲眼目睹一场静悄悄却深刻的模式变革——驱动世界运转的基本逻辑，正在从“经济效率”转向“国家安全”。当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取代合作成为主旋律，一项名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新规则正在重新书写全球商业的游戏规则。

它的核心主张尖锐而决绝：在国家安全面前，商业利润必须退居次席。

半导体，这个信息时代的“大脑”，成为这场变革的风暴眼。

当一项技术能够同时驱动智能手机和导弹系统，当一种芯片既能用于民用汽车又能用于军事雷达，它便超越了普通商品的范畴，成为了国家权力的基石。

认知的转变，带来的是价值衡量标准的根本性颠覆。

而这时候，“安全溢价”的概念便崛起了——国家为了确保对关键技术的控制权，愿意支付远超市场价格的代价。

基于此等略带荒谬之下的理论，荷兰政府便认为，接管安世半导体的决定，表面上牺牲了商业信誉和短期经济利益，但在深的政治计算中，这些损失远不及防止核心技术外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收益”。

在这场变革中，国家主权的边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

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土疆界，而是沿着全球产业链向上延伸，覆盖到境内所有的外资企业，无论其股权结构如何。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场危机中的冲突，闻泰科技在2018年收购安世时，遵循的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全球化商业逻辑”，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与产业协同；而今天荷兰政府的行动，遵循的却是全新的“地缘政治安全逻辑”，考量的是技术主权与战略自主。

两种逻辑，源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却在此时此刻激烈碰撞。

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单纯由市场效率主导的过去了。

2. 经济问题还是政治博弈？

所以，我们再去看荷兰政府接管安世半导体这一事件时，一个答案显而易见，这并非合乎商业逻辑的法律行动，而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对华进行科技围堵的典型操作，其背后交织着战略遏制、市场原则的背离与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压力。

荷兰政府此次动用的，是一项尘封已久的冷战时期法令。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重新启用这种充满对抗色彩的法律工具，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它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全球经济竞争的赛场，正在被人为地设置政治路障。

荷兰方面声称其行动是基于安世半导体“将产能与知识产权转移至中国”的风险，然而，直至今日，我们仍未看到任何公开、确凿、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这种仅凭“可能”或“风险”臆测就对企业实施“有罪推定”并强行接管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契约精神与法治原则。

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体系，应当建立在事实与规则之上，而非基于出身或来源国的有罪推定。

而且，我们其实从众多先例中，也可以看到，荷兰政府在对待中国技术议题上表现出的鲜明矛盾性。

同一国家，一方面允许其高科技皇冠上的明珠——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口价值不菲的光刻机，从中获取巨额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却以“经济安全”为由，对一家合法运营、为中国资本所拥有的半导体企业采取极端措施。

选择性执法的双重标准，揭示了其政策内核的脆弱与摇摆，既难以割舍巨大的中国市场红利，又无法抗拒来自某些大国的政治压力，在商业利益与政治指令间首鼠两端，不仅损害了其作为独立经济体的信誉，更让世人看清，所谓的“国家安全”在某些情境下，已然成为一个可以随意填充、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弹性筐。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晃动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据外媒披露，美国官员曾直接向荷兰方面施压，明确表示对中国企业家掌控安世半导体感到“不安”。这正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长臂管辖”、试图按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又一明证。

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运用一切非市场手段，将中国牢牢锁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向高科技领域攀升的进程。荷兰的此次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这种外部压力下的产物，是地缘政治博弈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具体投射。

3. 国际法vs荷兰行为

西方最喜欢拿国际法说事了，现在我们也通过国际法的框架去问问荷兰，这样的行动是否站得住脚？

首先，荷兰的做法直接挑战了国际投资法的核心精神。中国与荷兰共同参与的《华盛顿公约》（即《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给跨国投资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这些协定的基石之一，就是“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面对外来投资时，都应给予其非歧视的、程序公正的对待。然而，荷兰政府此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单方面冻结中资企业的资产、剥夺其合法的经营管理权，这种粗暴的干预方式，很难被视为是“公平”和“公正”的。

它更像是一种基于来源国的歧视性对待，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今天可以这样对待中国企业，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企业。当东道国可以随时凭借一纸行政命令推翻既成的商业安排，国际投资的信心将从何谈起？全球资本的流动又如何能够畅通？

其次，荷兰政府所倚仗的“国家安全”理由，正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泛化趋势。

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正当权利，但这项权利绝不能成为一个可以随意填充任何内容的“万能筐”。

在当今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没有充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模糊的“潜在风险”指控，就对外资企业采取极限措施，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国际商业社会赖以运行的契约精神，都将名存实亡。

这等于为贸易保护主义打开了一个“后门”，所有基于规则的竞争都可以被一票否决。

试想，如果各国纷纷效仿，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断交易、没收资产，全球产业链必将退回各自为战、互信荡然无存的孤岛状态，这将是全球经济的共同倒退。

最后，在此次事件中，其司法程序的仓促与不透明，也让人对其中立性产生深深质疑。

阿姆斯特丹法院在举行紧急听证会后，迅速裁定暂停中国企业家的董事和CEO职务，并将几乎所有投票权移交，一系列操作在程序上存在显著瑕疵。

公正的司法审判需要给予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与时间，这是一个被称为“程序正义”的基本底线。而在此案中，我们看到的更像是一场为达成既定政治结果而走的“过场”，其司法的独立性被蒙上了厚重的阴影。那么，当一个国家的司法程序无法为企业提供最基本的辩护保障时，它对外宣扬的“法治环境”和“投资友好”形象，又如何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从这几点来看，荷兰政府的行动不仅在法理上存疑，更在实践上动摇了跨国投资的信任根基。

它实际上是滥用“安全”概念、违背公正待遇、简化司法程序，这种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一家中国企业的权益，更是对自身国际信誉的透支，以及对全球经贸规则公信力的沉重一击。

4. 东芝事件的复刻？

历史从不重复，但它总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1987年，日本东芝公司因为向苏联出口了几台数控机床，遭到了美国的猛烈制裁——国会山前，政客们拿起大锤砸毁东芝收音机的画面，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一幕。

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安世半导体在荷兰的遭遇，与当年的东芝事件何其相似。同样的技术领先，同样的市场行为，同样的“国家安全”大棒。

历史在这里仿佛完成了一次循环，清晰地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若霸权感受到挑战，技术领先地位面临追赶时，政治干预便会穿上各式各样的外衣，登上全球经济舞台。

一个很讽刺的事实就是，当年的技术封锁，并未能阻止相关国家的科技进步。恰恰相反，它直接成为激发被封锁国家自主创新的最强催化剂。

这一点，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印证。

从当年被排除在国际空间站合作之外，到如今独立建成属于自己的“天宫”空间站；从当年被GPS系统扼住咽喉，到如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球熠熠生辉，为超过一半的国家提供服务。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外乎讲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也讨不来的。

封锁，只能封锁出更强大的创新决心；打压，只能打压出更坚定的自主道路。

这不仅是中国的经验，也是人类技术发展史反复验证的普遍规律。

进一步看，这种粗暴的政治干预市场行为，最终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某一方，而是全球的共同福祉。

近年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为何持续混乱？价格为何剧烈波动？整个电子产业为何屡屡面临“缺芯”之苦？

其根源，正是某些国家不顾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行将完整的全球产业链政治切割、人为撕裂。

这种为了一己地缘政治私利，不惜让全世界企业和消费者买单的行为，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全球公害。它破坏了产业分工协作的效率，扭曲了资源全球配置的优化，最终拖慢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节奏。

因此，“安世事件”其实是新旧秩序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摩擦与阵痛。

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试图通过修改规则、关闭大门来维系其主导地位；而新秩序的参与者，则坚持通过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来赢得未来。

在这一历史性关口，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基于平等规则、而非强权意志的全球化。

我们绝不接受“我可以肆意妄为，你必须逆来顺受”的不平等规则。

面对围堵，我们既要据理力争，用对等、合法的反制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戳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虚伪逻辑；我们更要保持长远的战略定力，不为一时一事所动。

最有力的回击，不是以牙还牙的意气之争，而是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拥抱世界，以更坚定的自主创新突破瓶颈，以更完善的营商环境汇聚全球英才。

还是那句话，道路注定崎岖，但方向清晰，前途光明。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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